各哲学流派不管观点如何对立，目的只有一个，即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整合，即使是道家的避世态度，实质上还是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探讨的是为私人生活而避世是否可取（［英］葛瑞汉《论道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的问题。

墨家非攻天志的论证过程本就是典型的三段论：由于人与人不能相害，（国类似于一个人），所以国与国之间也不应该相攻。先秦墨家组织具有高度的独立意识，甚至被说成严密组织。

笔者的理由是：三者中法治有法天、贵义建政天志支持。董仲舒的天道根本就不是秋风所说的天道宪政主义规划，而是一种通过绩效合法性直达神圣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规划。当今社会除了一些儒生之外，不会有人再引导人们开倒车（激进也可能变成倒车效果），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司法独立则体现在要求不去干涉官员司法。君子之所履，也就是《尚同》所说天子要带头遵从法律，执行法律。

这段话是《尚同》篇的另一种表述呀。二、先秦墨家思想对宪政的信仰、信念支持1、先秦墨家学说以人格平等和善恶体认能力的平等性为基础先秦墨家学说的「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人皆偏观的无知论和经验论，已经将人格平等和善恶体认能力的平等置于上天信仰之中。除非这个词不代表任何概念，如虚词。

譬如当我们了解人的生命发展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卵细胞受精开始，到形成胚胎，到发育成生命个体，以及随后的成长过程，每分每秒随时都有生命中止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能成活下来的机率是很低的，但我们还是活了下来，这难道不让你感到无比惊讶吗？因此古希腊人便猜想现象背后一定有某种真实的东西保障必然性，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透过变幻莫测的不真实的现象寻求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本质（真实存在），无论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哲学家都如此。这都是发生在有文字记载之前的事，作者显然是根据传说记载的。如此做法不仅不利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同时也不利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更不利于全部哲学的研究与发展。联结的船越多，整体越大，抵御风浪就越有效。

这种思考是建立在将哲学与对哲学本身的研究比较严格的区分的基础之上的思考，是站在对哲学本身的研究的立场上，对哲学进行的思考，也就是说是哲学学的思考。虽然追问和试图回答什么是什么，就是在进行哲学思考，但本文所要进行的主要不是哲学思考，而是对哲学的思考。

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这三个世纪中间，也不知灭了多少国，破了多少家，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24）。那么在未来的时代，这两种哲学又该如何发展呢，是固守各自的领地还是与世界其他哲学形态一起走向多种哲学的融合呢？在世界的物质的生产生活方式越来越走向于一体化的时代，后者的可能性显然要大得多。这样的探索与解决方式使得西方哲学建立在关于绝对与永恒思考的基础之上。

胡适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当作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他说这三百年可算得一个三百年的长期战争。（［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113－114）所以西方哲学关注的重点是真，因而逻辑学是它的基础，同时由于真是不可直观感知的，所以就需要论证，这就有了体系性。我们探讨哲学根本之同，分辨哲学根本之异，不仅仅是为了弄清楚哲学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对我们的哲学探索进行深入的认识与检讨。但这一层意思就与哲学有密切关系。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社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同，这便是儒家所认为的根本之道。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

如果没有武功，社会治理得再好，虽然可以得到人们的喜爱，但得不到人们的崇拜。哲是全开放性的，反映了哲学（philosophy）的本质，即哲学是没有固定的对象，没有特定的领域，没有方法的限制，只要是可能与人的生存的根本问题相关的，都是它可能涉及到的。

如果说中国哲学也追求永恒的话，那就表现在对道的追求上了。而与海洋打交道加上地中海东部地震频发，又使他们深感到大自然不可捉摸，从而非常敬畏命运，就是他们神话中的主神宙斯也不能违抗命运。西方哲学或者说希腊人的最高智慧是用来弄清楚人们生活世界的真实面目，以求真为主，真理高于一切，通过求真来达到最终目的。那么自身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又可以从海德格尔的话里找到解答：Φιλοσοφ?α这个词告诉我们，哲学是某种最初决定着希腊人的生存的东西。海德格尔认为‘知乃为哲学的‘思。哲翻译得很好，但学就有问题了。

但这种追求并不是对某种实体的追求，而是对根本的方法途径的追求，这种追求是贯穿古今的。罗素也说：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乃是引人研究哲学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

所以紧接着他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古代中国则由于战争频繁而加强了整体意识，相对而言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也成了一个特例。

它无疑地是出自热爱家乡与躲避危险的愿望（罗素《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74）。如果战争多的话，那么多的城邦小国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了。

有些学者鉴于历史上不少哲学家的多次失败的尝试便宣告哲学是不可定义的，认为哲学是什么是个伪命题。不仅是儒家、道家,诸子百家均以‘道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石（朱汉民《道与中国哲学》长沙:《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1月P8）。（罗素《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1）如果我们用更加精练更加明确的语句来概括的话，罗素的看法可以这样表述：哲学用理性的方法思考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劳伦斯·卡弘《哲学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9）当然，这里说的探索并不是实践性的探索，而是思想的探索，二者虽然同属一个属概念，但不能因此而混淆。

就是说,哲学不是知识,而是思想、观念（刘福森《哲学不是什么?——一种哲学观》哈尔滨：《理论探讨》2009年第5期P57）。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我们同样也可看出，中国哲学并不追问事物的本真，而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如何做上，《易经》也是如此，孔子的思想也同样如此，仁即是道的一种表现，《论语》除了记载孔子与弟子的言论之外，还记载了许多他们的行为，即他们是如何做的。

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把这里的道理解为途径、方法，即在天地产生之前，其产生与发展的方法、途径就已经存在了，天地就是按这个方法产生的，而不是道这个物体产生了天地。因为定义是规定概念的，而不是规定词语的，但在人们的习惯的思考中，常常会不自觉地将概念与词语等同起来，从而造成逻辑上的混乱。

但真正的哲学强调的是过程，是活动本身，哲学始终‘在路上（刘福森《哲学不是什么?——一种哲学观》哈尔滨：《理论探讨》2009年第5期P57），与结果关系并不大。所以黑格尔说：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

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这是惊讶的提问方式。这样的论断是非常牵强并且是本末倒置的，因为语言表达方式也是由人们的基本观念决定的，而不是先于基本观念的。康德早就说过：对有些学者来说，哲学史（古代的和近代的）本身就是他们的哲学（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前者中的逻各斯虽然客观存在，但需要去发现它，掌控它的方法也不是现存的，我必须要主动地探索寻找。

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特别关注价值问题，以求善为主，因而伦理学成为哲学的基础。其四，这样的解释明显地把中国哲学排除在外了。

但是它又象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安全的另一层意思则是广义的、隐性的，它是最为基本的安全，不仅是个人的最根本的安全，而且还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不过这类安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似乎并没有直接关系的，至少在人们的感觉中是如此。

例如人的定义，属概念的确定一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根本属性的确定则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通常使用的种差是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但现在科学发现某些动物也有此能力，同时，这个种差指的是成年的人的正常状态，而没有包涵幼儿（特别是婴儿）和一些非正常状态的人，也就是说定义没有涵盖全部的外延。而学则有很大的封闭性，是成体系的，是有特定的研究方法的，这显然是与哲学的本质与实际都是不符的。